历史学家王赓武的师友杂忆

原标题：历史学家王赓武的师友杂忆

钱冠宇

著名海外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的两卷本回忆录（上卷《家园何处是》、下卷《心安即是家》）出版以来，谈论者众且颇受好评。这部回忆录之所以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除了王赓武多年来在专业研究上积累的声誉外，还要归因于他独特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

(资料图)

作为海外华人学者，王赓武一生辗转多地求学、工作和生活，马来西亚、中国、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多元文化和族群的熏染在他内心交织出远比常人复杂的自我认同历程。在王赓武寻找自我和构建学术生命的过程中，教育毋庸置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忆录中，王赓武用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难忘记忆的师长和朋友，不仅具有学术史研究价值，也提供了难得的海外知识分子交往史料。

●始于南洋的双重世界

王赓武1930年生于印尼泗水，父亲王宓文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王宓文本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后下南洋耕耘教育事业，曾出任泗水第一所华侨学校校长。王赓武5岁时，王宓文携全家转赴马来亚霹雳州的最大城镇怡保工作。王赓武的母亲丁俨如此回忆他们刚到怡保时的情景：“怡保虽为霹雳首府，而地方仍甚闭塞，既无娱乐场所，教育亦不发达，全州约有华校四十余间，而怡地仅设数间，其余均在乡村，如同私塾，其设备甚差，大都茅屋校舍，黑板一块，旧桌椅十余张，教师一二位，学生二三十人，类似情形者约有不少间。稍具规模者则寥寥可数。”

怡保的华人比例极高，一般华人家庭都会优先让自己的孩子上华文学校，但王赓武却被父亲送进当地一所英文学校。王宓文自己是外文系出身，加上对英国文学的喜爱，故而希望王赓武尽早掌握英文，领略西方文化经典。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学校教育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缺失，王宓文夫妇在家亲自教王赓武学习古汉语，包括从《三字经》到《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

学校和家庭宛如两个平行世界在王赓武的生命中同步展开，令他真切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学校生活提供封闭的世界，同时代表纪律和规律，在学校里，结交朋友时不问家庭背景，也不在意彼此的校外生活。离开学校的家庭时光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家里，母亲带我参加另一个社交圈，圈里的种种关系都被一一道明、仔细解释，碰到和我们的中国大家族有关的亲友，更是介绍得巨细靡遗。”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小学教育虽然让王赓武在父母的华人生活圈中显得格格不入，但一口流利纯正的英文却能让他更好地融入怡保当地人的生活。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让幼年的王赓武加深了中国认同：“我开始认同中国，不是透过父亲钟爱的传统典籍，而是在脑海中勾勒出母亲传神描述的战争和蹂躏。”在南洋，也只有华人群体才会密切关注中国的战况，并开展各式各样的募捐活动。

1941年，日军入侵马来半岛，占领怡保后推行殖民教育，在学校里强制教授日文。王宓文拒绝为日本人控制的教育系统继续工作，同时也让王赓武退学，重新在家开班授课。不过在怡保华人社群领袖的劝告下，王宓文最终同意回到教育局担任次要职位，结果被来自日本的教育局长派去管理战争初期从英国商人、庄园主、官员家中掠夺来的大批书籍。这些书籍存放于教育局图书馆中，大部分都是英文通俗小说，也有技术指南类的图书，王宓文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散乱无主的书籍整理上架、编目。

由于经常跟随父亲进入图书馆工作，王赓武得以自由借阅此前从未接触过的英文通俗小说世界，深深迷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佩勒姆·伍德豪斯、埃德加·华莱士、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等一批悬疑、推理、科幻小说作家。大量阅读通俗小说带来的意外收获是，王赓武掌握的英文词汇大幅增加，甚至还自己尝试创作过英文通俗小说。

从学校退学的王赓武不但没有虚掷时光，反而通过街头漫游和阅读书籍开启了自我发现，他如此总结日占时期的学习经验：“不上学的这几个年头为我开拓了其他学习方式，虽然我被局限在小小的中国城，缺乏学习场所，但我享有观察和社交的自由，从中习得对人群和地方的新认识。我发现我可以不属于任何正式团体或机构，但仍然能够探询自己好奇的某些事物。”

●醉心文学的金陵岁月

1947年，王赓武随父母从怡保返回他们念兹在兹的中国，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教师中最令他尊敬的就是讲授大一文学必修课的游寿。尽管游寿的福建口音起初让王赓武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但他还是慢慢意识到游寿上课的魅力以及一流学者的风范。

今人知道游寿多因其是承袭晚清金石书派的书法名家，而不知她亦是一位文史大家，在诗词、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游寿，字介眉，福建霞浦人，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国学大师胡小石研习传统小学、先秦文献和书法。1932年大学毕业后，游寿回到福建，在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教书，期间与谢冰莹（冰心）共同创办诗社和月刊《灯塔》。

抗战爆发后，游寿先是经胡小石推荐，到位于四川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书，随后又应曾昭燏邀请，来到位于李庄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协助整理金石拓片等文物。1943年，游寿调入彼时中国最高等级的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善本书库管理员，不料与所长傅斯年发生矛盾，负气出走。1946年，又是在恩师胡小石的举荐下，游寿回到南京担任中央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发表《唐人卜葬邙洛之风尚》《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晋黄淳墓表跋》等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关注。一年后，游寿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王赓武即在此时有缘得以亲闻謦欬（qǐng kài。编者注：意谓距离近，可以听到彼此谈笑）。

1949年后，游寿随丈夫陈幻云从南京到山东，由山东至东北，最终落脚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致力于黑龙江和北魏鲜卑文化考古。

当时班上，游寿除了对来自英属马来亚的王赓武感兴趣外，还对另一位同学钱璱之颇为欣赏。钱璱之出身常州文人世家，祖父乃是晚清民国的江南大儒钱名山，父亲是诗人、书法家钱小山，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读书期间，钱璱之已经显露出相当才气，不仅能作旧体诗，书法也受到游寿的公开赞扬。在学写旧体诗上，王赓武从钱璱之那里获得不少帮助，虽然后来长期失去联系，但青春的友谊令王赓武铭感终生。

从南京中央大学肄业后，钱璱之回到故乡常州教书，先后任教于常州师范专科学校、镇江师范专科学校，1983年调任常州教育学院（后并入常州工学院）副院长，曾主编过多部常州地方文化读本，成为杰出的地方文人。2010年，王赓武有机会造访常州，通过当地侨联部门的中介，终于和老同学重新聚首，沧海桑田之感溢于言表。三年后，钱璱之因病去世，他昔日教过的学生自费出版了《山高水长——钱璱之先生纪念集》一书，其中收录了两张王赓武探望钱璱之时拍摄的照片。

钱璱之一生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为人谦逊善良、儒雅朴实，对于文化事业更是热心付出、不求回报。例如，前些年因《寻找苏慧廉》而闻名的作家沈迦早年间编有《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此书能够出版的关键，就得益于钱璱之完好地保存了近80年的夏承焘致谢玉岑的73封信，而且在后学需要时能够无私让出。

●融入海外汉学江湖

因为国共内战，王赓武没等到在南京中央大学完成学业，便不得不在1948年冬天遵照父母意愿返回英属马来亚。彼时马来亚的反殖民情绪和马来民族主义高涨，作为非本土出生的华人，为了能在马来亚升读大学，父亲让王赓武加入了马来亚国籍，于是王赓武便顺利进入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后更名为新加坡大学）就读。

与成名后严肃的历史学者形象迥然不同，大学时代的王赓武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延续着此前对于诗歌的兴趣，王赓武在学长林必达的帮助和鼓励下，迅速成长为校园内小有名气的诗人，并在1950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脉动》，被当地报纸认为是新加坡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不过王赓武在大二结束时，就已明确知道自己对文学理论不感兴趣，同时又因为现实中越来越多地遇到即将新成立的马来亚国家认同问题，才决定要以历史研究为业，而历史系的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教授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王赓武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是从帕金森教授支持他去香港搜寻关于康有为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档案材料开始的。

在香港的一个月，王赓武除了搜寻文献，另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去初创的新亚书院拜访了史学大师钱穆。钱穆热心地鼓励王赓武从外部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王赓武深有感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如何应对现代西方学术界。”

1953年，王赓武受聘为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助教，同时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他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两千年前中国在南海与日俱增的贸易活动，借助阅读欧洲、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王赓武第一次敲开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大门。比如法国天才汉学家伯希和的论文《交广印度两道考》对他启发甚多，“这篇文章令我大开眼界，让我知道如何详细阐述1200年前的文本。这样子的学问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还有新加坡本地华人学者许云樵、陈育崧也为王赓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

王赓武的硕士导师帕金森教授除了资助王赓武去香港，还帮助他申请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奔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王赓武因为拿的是马来亚奖学金，被安排跟随英国东南亚史的奠基人霍尔教授学习，但英国教育制度给予学生充分的主体性，老师基本放任不管，王赓武只好依靠自学。

王赓武的博士论文《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其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他当初之所以会选择这个题目，很大程度得益于读了加拿大汉学家、语言学家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早年的著作《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以及得到英国汉学家、隋唐史专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指导。

为了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王赓武读博期间参加了日本研究专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Philip Dore）的研讨班，在班上结识了后来因《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而在中国走红的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们一起学习日语，成为要好的朋友。

1957年，王赓武博士毕业回到马来亚大学任教，他利用身份优势，以史学为基础，参考社会科学方法，逐渐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移至东南亚区域关系史和海外华人群体，从而成就了这一学科领域内的名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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