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幽微处刻画中年况味

原标题：小说集《缓步》，以写作反噬写作，将人们带入无法言说之境——（引题）

于幽微处刻画中年况味（主题）

阿唐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缓步》收录了班宇的九篇小说。除《活人秘史》，其余几篇均提到破碎的婚姻，以及人在婚姻中的背叛与报复、辜负与懊悔，其背后皆有家庭负累——或是父母，或是子女。无可挽回的婚姻，无可追溯的记忆，无处安放的慰藉，无法挣脱的负累……这正是中年人的难以逃脱的困境：一边受罪，一边疲惫。

在这本小说集中，班宇的叙事更加娴熟和从容，他却不再止步于故事与人物本身，而是以敏锐的洞察深入人的幽微之处，将中年人的疲惫、困顿、挣扎、反抗给予精准刻画。同时，他以先锋实验中的自我指涉与反噬的冒险，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残破的人生。

绝非悲观之论

在《我年轻时的朋友》中，邱桐这样解释“活受罪”：不是活着就要受罪，而是得去感受我们的罪，这样才算活着。《漫长的季节》中，“我”自问：我们所受过的罪，哪一种不是白白浪费？人难逃受罪的命运。

书里有很多描写人在困顿中前行的场景：或是现实，或是梦境，在洪水中挣扎前行，在河水里茫然前行，在人群中竭力前行，在黑暗里摸索前行……因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将自己像蚕一样裹在茧中，以疏离的眼光面对受过和即将遭受的罪。正是在这层包裹下，我们疏离了与他人的关系，致使情感破裂；而我们的冷漠和言语的乏力，又导致破裂之不可修复。

《我年轻时的朋友》里的“我”，对以前的事情既不惭愧，也不淡然，而是毫无感觉。《缓步》中的“我”承认，我们的伪装与冒犯，只是为了不被俘虏而成为“灰溜溜的人”，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痛苦、神秘与真实，也无关奉献与亏欠、忠贞与背弃，而是源于生命本身的不可弥合的裂隙。“我”在与女儿的紧紧依偎中，不再想去拥有自我，最终聆听到来自更广大世界的清澈鸣叫声。

在《透视法》中，“我”考试时发现，时钟秒针每前进七秒就倒退一秒，可见，未来、当下是在过去的裹挟下走向未来的。我们无法摆脱记忆，时常会梦见过去的荣光与恐慌，包裹在记忆中的“罪”，也无人能够逃脱。

“世界就是一个洗衣机滚筒，我们无处可逃，也无人生还。”

这绝非悲观之论，而恰恰是对人的精神的首肯。只不过，悖谬的是，逃离过去，精神就会萎靡堕落，陷入虚空的深渊；直面过去，便会让罪绑缚，呈现出中年人的疲态。

调整呼吸与步伐

班宇用很多笔墨描写中年人的疲态，如“灰溜溜的人”“吸附在岩石、荒野与海洋上的一堆无机物”“寄生的植物”“投入诸多的努力，只是艰难地维持着普通与平庸”……

《羽翅》中，马兴重病的父亲，不想因咳嗽毁掉自己一生的严肃形象，只喝小米粥；《漫长的季节》中，“我”重病的母亲，自尊心极强，口齿不清后，索性一句话也不讲了；《缓步》中，小林出走后，女儿木木只想让人听见自己说话，不再渴求倾诉能够得到回应……人受罪的同时也在维持着自尊，此重任落在中年人肩上，而中年人自己的尊严却危于累卵。人只活一次，只能经验人生，无法怀有经验地度过一生。我们被“一个科学的、可被计量的体系”捆绑，无精神寄托之所，呈现出疲惫之态。

在《缓步》中，台阶间有一条隧道似的缓步台，约百米，平坦而狭长，“左侧如悬崖，下面是无声的幽暗，另一侧是住户的北窗，拉着厚厚的帘布”。我们受罪前行，必然疲惫不堪，而上行的坡路中，缓步台可以作为缓冲地，让我们在调整呼吸与步伐的同时，回顾过去，看清将来。

在班宇笔下，疲惫的中年人仍在竭力浮出水面，卧室的床在上升，地下旱冰场在上浮，植物沙沙向上生长，人在海中向上浮游……这些疲惫之人甚至要用削尖的钢尺刺破黑暗，飞跃深渊。因而，班宇赋人以羽翅，让人穿上旱冰鞋，令人幻化为鲨鱼，遇到游泳的独角兽，同时伴有大量富有冲力的动作：“展出锋刃，向着这片透明刺去”“在人群中加速前进，竭尽全力”“扎进前方的人群”“穿过夜晚的风暴”“倏然加速，凌入空中”。

可以说，班宇无意为角色立传。他的角色始终在反抗命运的偶然性与人生的虚无，可以说，他更关注在困境中迸发的人的精神。

无法言说之境

在《缓步》中，班宇继《双河》《山脉》等先锋探索后，再次深入了以写作反噬写作本身的险境。他试图探索人与词语的关系，用语言捕捉逝去之物。因此，这些小说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故事结尾，也没有标示故事结局的定格画面，更多是夏加尔风格的诗意的隐喻，将我们带入无法言说之境。

《于洪》是书中唯一可勉强看作“东北故事”的小说，而结尾部分“我”和三眼儿的对话却展现了现实与虚构的对弈。同一个文本中出现了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一端讲述中年人面对工作与婚姻时的疲惫，另一端则是陷害与复仇的都市传奇。这似乎是班宇对“东北作家”标签的反驳，也是对小说家作为“写故事的人”的反叛。我们习惯按传奇故事的模式来解读人生，而生活更多呈现的却只是支离破碎。所以，“我”说三眼儿在“编故事”。

其余几篇的探索更为冒险，也更为精致、深刻。《透视法》中，“我”和网友见面，是虚构与现实间的相互倾斜与反噬，“我”怀着虚构之心步入现实，却被现实裹挟着遁入更深的虚构中。《活人秘史》中，小说家“我”的写作与记者C的写作同时进行，二人在彼此笔下生成，相互纠缠、疏导与劝慰，吞噬彼此，又融合为一。《气象》则进一步展现了作者、叙述者、角色间的僭越，“我”的叙述与《山脉》互文，二者环环相扣，像蛇反噬自己的尾巴。

《活人秘史》中，“我”相信，能通过写作来捕捉世界的真相，因此“我”想“将所有的声音、情绪与所有的人，鸟语和车铃，黏滞的苦难，恨及其友，全部钉死在我的演奏里”。

班宇用演奏比喻写作，其终极指向死亡。我们凭借自身无法超越死亡，写作却可以让我们在循环之中上升。文学与写作带给我们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僭越与自我指涉，让我们从当下之惫中抽身而出，击碎虚无，凌跃深渊，超脱罪的轮回与诅咒。

所以，我们在书中也时常看到暖人心窝的一面：让命运和女儿紧紧相依而不需要成为什么，与相互关心的人去海边散步而不需要发生什么，去展开羽翅飞翔，去摆动鳍尾遨游，围绕不存在的中轴径自旋转，乘坐北上的列车去破解存在之谜……

此后，我们将会“掠过云雾，行于水上，将无声的黑暗遗落在后面”。

（阿唐，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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