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热闻】故纸浮生：文书记录的百姓寻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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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浮生：文书记录的百姓寻常生活

仲伟民

历史学研究的新突破，一赖新史料的发现，二赖新观点的阐发。比较而言，在传统历史学研究领域，新史料的发现更为史家所看重。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接受清华学生会邀请所做《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新史料对史学研究之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因此，新史料的每次发现，都会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并会引起学术研究的大突破、大发展。比如，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不仅使我们对汉字的形成和演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使我们对先秦史的认识大大拓展——甲骨文证实了原来一直被认为只存在于神话中的殷商时代的存在；敦煌文书的发现，不仅使我们更全面深入了解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而且为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各种材料；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为研究明清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甚至成为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最好佐证；而近百年来不断出土的简帛文献，则是为我们开启了一座美不胜收的“地下图书馆”，给我们研究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比较而言，契约文书的发现和利用要晚一些。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最早将契约文书运用在学术研究之中；不久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徽州文书的发现和研究，则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甚至形成了以徽州文书为核心的“徽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正是因为徽州文书等资料的发现，学者对区域社会经济史进行细致而微的研究成为了可能——学者利用各式各样的文书，比如土地契约、婚约、政府册籍、公告执照、私家账簿等等，得以对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揭示。因为契约文书距今不远，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因此不断给我们惊喜，继徽州文书之后，全国各地陆续都有成批契约文书的发现。北至内蒙古、东北，西至新疆，西南至云南、贵州，南至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都有各式文书被学术界关注或利用，著名的如清水江文书、浙江石仓文书、福建文书、太行山文书、黑水城文书等，都陆续整理出版，并产生了大批研究成果。

尤其可喜的是，清华大学也敏锐意识到了契约文书这类资料的重要性，及时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契约文书。也正是因为有这批珍贵的契约文书资料为基础，清华大学才得以围绕华北社会经济史开展相关科研活动，目前已经成功申报了多个课题，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来培养年轻人。我们的想法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图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

从主书名“故纸浮生”中就可以看出，本书聚焦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介绍他们的土地交易、科举考试、传统婚姻等活动。例如，书中展示的乡试卷让大家看到清代的试策是如何设问、考生是如何回答的；对鱼鳞册的介绍让读者能明白它的形态以及作用，还能窥见当时至今日的地理变迁信息；对苏州码的解读，让人能迅速了解在古代普遍使用的一种计数系统；等等。尽管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具体的论述可能还比较稚嫩，但对于大众了解契约文书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知识在常规史料及教科书中无法看到。更可贵的是，这些文章所依据的完全是第一手的资料，他们敢于在书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向社会努力普及中国民间文书的知识，这是特别值得鼓励的。假以时日，我相信他们能够发掘更宝贵的材料，思考更多有新意的问题，取得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此书的出版，不仅能让学界愈加重视清华馆藏的珍贵文书，还可以促进大众对民间文书的了解与关注，增强对文书的保护意识。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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