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人类将地球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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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人类将地球商品化（主题）

《韧性时代》：人类的所谓进步却导致人类陷入困境（副题）

王元丰

里夫金的《韧性时代》带来的反思是当下人类社会非常需要的，“人类这个物种应该重新思考一切：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经济的理解、我们的治理形式、我们的时空观念、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驱动力，以及我们与地球的关系。”

人类的世界观、自然观出了问题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如《韧性时代》所分析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世界观、自然观出了问题。里夫金从宗教哲学找到的根源是：在《圣经》中，上帝告诉亚当，他和他的后代将被赋予统治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甚至统治整个地球的权力，成为自然的主人。在人类发展初期，人们还是认为上帝和他的理性命令人类征服地球，即为了生命的利益而改善世界，从而在地球上增加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的东西。

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关于私有财产是一项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的学说，为资本主义现代私有制打下基础。洛克将大自然视为无用之物，除非人类利用它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财产。里夫金指出：“在欧洲的早期思想中，统治地球公地本是‘上帝存在之链’相互共享的责任，但是洛克却把它转变为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占有地球的一部分，且不受人类其他社群的妨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将自然资源私有化为自己的财产，国家将海洋、河流、陆地和山川划为其他国家不能染指的财产，人类将地球商品化。近些年，人类甚至将基因库和电磁频谱都市场化，将其变成可以获得利润的资源了。

有了这个将地球资源私有化的基础，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经济学理论走向历史舞台，为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理论支撑。两百多年来，亚当·斯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理论所支撑的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人类最佳的社会经济体系。这样对待自然的世界观、这样把自然仅视为人类发展的外部资源的经济理论，里夫金论证了其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错误的经济理论为什么还能流行几百年呢？那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更先进的技术和市场资本主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新三位一体”，取代宗教控制时代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老三位一体，让人类获得了更为强大的驾驭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

人类所谓的进步却导致人类陷入困境

人类曾经认为自己是上帝授权的地球主人。不无讽刺的是，里夫金在书中指出，宇宙中存在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和孤立系统这三种系统，相对于太阳系，地球是一个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但没有物质交换的封闭系统。人类的经济活动也好，一般物理系统也罢，都会导致系统越来越无序。

人类使用自然界资源与能源进行经济生产时，会给自然生态带来损害。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着手解决经济的溢出效应的问题。里夫金认为，GDP衡量的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瞬时交换价值，并没有考虑地球能源储备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伴随价值链每一步的熵级消费，这是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

在科学技术方面，人类的确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过去不曾了解的自然规律，人类的生产效率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改善。然而，《韧性时代》用大量的科学历史与现实说明，人类关于人类作为生物体的大部分认识都错得离谱，这些错误的认识将人类带到了人类历史上这个绝望的时刻。

这个绝望时刻指的是，经过两百多年追求效率的“进步时代”，人类所谓的进步却导致人类陷入困境。里夫金在书中列举大量数据说明，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主导的人类世（Anthropocene），而这种人类世会导致地球上出现包括人类在内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这不是危言耸听，2021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表的报告《与自然和谐相处》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三重星球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报告的前言中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自然的战争已经使地球破碎。”

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展望不是一个人就能设计总结出来的

面对这样的危机或者说是困境，人类该怎么办？里夫金说，“进步时代”已经让位于“韧性时代”，“韧性”已成为我们在无数场合听到的新概念。人类需要重新思考其本质及其在地球上的位置，开始一次新旅程。从进步时代到韧性时代的巨大转变，已经触发我们在如何看待周边世界这一点上，在哲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广泛调整。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再与里夫金口径一致了！因为，人类既然处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又是人类过去两百多年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导致的，人类要从“进步时代”转型或者说蜕变到“韧性时代”，绝对不会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但是，里夫金在《韧性时代》中没有指出这种转型的艰巨性，没有阐述人类要走出困境会面临哪些挑战。面对未来，乐观的态度是需要的，但是绝不能为了显示乐观主义，就把乌云密布的未来说成是晴空万里。既然是“巨大转变”和“广泛调整”，那就需要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做出系统性深刻的改变。而在这方面，里夫金对“韧性时代”的转变，也写得简单表面。他提出的所谓“生物区治理”和“分布式同行治理制度”，只是被一些国家零散采用，未被实际充分证明是成功的做法。总体而言，对未来“韧性时代”的设想与展望多是乌托邦式罗列，缺乏深刻严谨的分析论证。

开始看《韧性时代》的前言时，我以为这本书会像50年前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在全球产生振聋发聩的呼唤，但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时，我知道两者可能不能等量齐观。不过，瑕不掩瑜，这本书也是当代少有的能够对人类问题深刻反思的好书。当然，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展望，不是一个人就能设计总结出来的，人类的未来怎样才能在再野化的自然面前，在更加极端的气候变化和退化的生态环境面前，保持既谦卑，又要勇敢的精神，能够真正如里夫金希望的做到觉醒，不断艰辛探索实践，才能走出一条重生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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