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该何去何从？ 

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

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

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

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

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

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

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今天，一群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们，已经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新农创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新农创已经从根本上找到了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从解决供需双方分散无序、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入手，把双方组织起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新农创致力于把新农人组织起来，去提升新农业、建设新乡村、共创新生活，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农创“四新”模式，这个模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也得到了高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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