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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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什么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

文汇报记者 许旸

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书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记录《大公报》47年历史的巨著，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原院长吴廷俊领衔撰著。

前天，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在天津首发，新闻史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同期举行。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表示，《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报纸，在新闻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吴廷俊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大公报》历史，300多万字《〈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他40余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刷新订正了前期研究工作的分析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迄今有关《大公报》史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之一，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表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将《大公报》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

“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录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生动丰满。天津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贾自新表示，《大公报》创刊一个多世纪以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记录了天津历史沧桑，也记录了中国风云变幻，留下很多珍贵史料，成为镌刻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印记。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中国新闻史中个案史的重要成就。“吴廷俊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古稀之年完成巨作，其学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新闻史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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