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鲁迅的崇敬，他改名叫柳树人

原标题：出于对鲁迅的崇敬，他改名叫柳树人

1905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那时，他还没有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那时他也不叫鲁迅，叫周树人。

鲁迅本来姓周名樟寿，字豫山、豫才等。1898年，17岁的鲁迅因家道中落，只能选择学洋务这条路，于是到南京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个远房叔父在这所学堂教书。入学第一件事，是这位叔父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为什么要改名字呢？据说当时江南水师学堂刚刚创办，在社会上被人们看不起，以为这跟当兵的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实姓名去注册，就随便改一个聊以充数。

1905年，柳基石出生于朝鲜黄海道金川郡，6岁时随父移居中国东北，5年后加入中国国籍，1924年毕业于南京华中公学，此后加入朝鲜民族主义革命团体，同时进入北京朝阳大学读经济学。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则有三一运动在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先驱者们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文予以声援。这场独立运动于当年6月被镇压下去以后，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流亡到了中国，他们深受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对鲁迅的作品十分关注并极为推崇。

在那个觉醒年代，《新青年》杂志是许多朝鲜进步人士喜爱阅读的刊物之一。1920年，柳基石上中学的时候，通过老师推介读到了1918年5月《新青年》上刊载的《狂人日记》。他后来回忆说：“最初我们读不懂，读了几遍后，激动得我们几乎也要发狂了，那时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出于对鲁迅的崇敬，柳基石从此改名为柳树人。

在中国新文化思潮影响下，柳树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25年7月10日，《朝鲜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朝阳大学在校生柳君同胞在北京民众大会上第一个登上讲坛进行振奋人心的演说》的报道，这位柳君就是正在朝阳大学就读的柳树人。那是6月2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当他演讲结束时，在场的数万民众齐声高呼抗日口号，表达炽热的爱国情怀，现场气氛也达到了沸点。

被《狂人日记》燃起激情的柳树人迫切希望面见自己的偶像。1925年春，柳树人在一位中国朋友的陪同下，到北京砖塔胡同周府拜见了鲁迅。他向鲁迅表达了用朝鲜文翻译《狂人日记》的想法，得到了鲁迅的同意和鼓励。几个月后，柳树人带着《狂人日记》的朝文译稿再次拜访鲁迅，双方就文中方言语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鲁迅坦率地表示：“我不懂朝鲜文，有哪些不清楚的可以问。”

1927年8月，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在汉城《东光》杂志上发表。客观地说，那时年仅22岁的柳树人韩文和中文水平都很有限。他幼年就随家人来到中国，从中学读到大学，所以对其母语的掌握使用并非驾轻就熟，而中文的听说读写方面也尚欠火候，从而对《狂人日记》原文的理解就显得不够精准，在一些词汇的选择上难免生硬和偏差。加上是短时间内完成翻译的，未能加以充分修改、斟酌，因此它不能算作一个相当准确的译本。《狂人日记》原文约4800字，而柳树人译本中存在的错误就有近百处。

但是，对于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朝鲜人民来说，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他们寻找希望和出路的强大精神支柱，《狂人日记》中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历史的洞察更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从而激发起对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思想禁锢的强烈反抗。柳树人也因此成为中朝思想文化交流的第一座桥梁，并对后来者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韩朝共出版近20种《狂人日记》的韩文译本，这在中外文化传播史上实属罕见。

更为重要的是，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也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标志着鲁迅作品从中国走向世界，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大学毕业后的20多年里，柳树人在津沪等地从事文学编辑和翻译等工作，1928年为翻译《阿Q正传》特意去上海拜访鲁迅，但未得一见。柳树人还始终在暗中参加革命组织活动，曾与几名朝鲜志士在上海的一个会场采取暗杀行动，当场炸伤不少日人和朝奸。抗战期间，他又参加过中国国民党部队奔赴前线英勇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柳树人先后在河南大学农学院、苏州大学历史系等院系任教，在金日成访华时得到召见，并获准恢复朝鲜国籍，却一直留在中国生活，最终定居苏州，致力于东南亚史和中韩关系史方面的研究，1980年冬因病去世。

（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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