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

原标题：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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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镇，意谓边境地区的要塞重镇。明代以其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对外边警不断，军费始终是国家财政支出重项。在诸多行边的身影中，驻边官员、入幕书记、逃难僧侣、谪戍迁客都曾在边镇留有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文学遗存，而奇异的自然景观、备边演武与战争场景、独特的民风民俗也使所产生的文学样貌极具特色，呈现出与明代其他地域迥然有别的文化内涵。与前代相比，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的联结中的现实因素有所增强，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类联结方式。

行经与居留：边镇场域对创作的直接触发

无论是行经还是居留，均要求作者有亲身赴边的经历，因此这类诗文的产生与边镇场域有直接因果关系——边镇是其直接“触发地”。作者通过诗文记录行边经历，使其带有行旅文学的特征。

弘治元年（1488年），马中锡赴陕西任管粮佥事，转饷延绥。其《东田漫稿》（明嘉靖十七年文三畏刻本）卷三自《赴延绥》诗开始，后十余首诗为《雨卧书臬司壁》《入宜君界》《望中部》《宿三川》等，串联起来宛如一幅行程图。不仅如此，嘉靖十年（1531年）延绥告警，朝廷任唐龙为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其《渔石集》卷四（明嘉靖刻本）自《发榆演武场》诗开始，后十余首诗为《榆阳桥》《驻军响水堡》《波罗堡》等，详细记录了其行军路线与沿途见闻。

整体来看，这类作品的形成，是因作者受到眼前迥异的边塞风物的触动而产生了复杂的内心情绪。马中锡的行边诗以摹景见长，叙述四野荒寒，边民以窑洞为家等景象，末句道出“平生不识春明外，潦到于今出塞西”（《暮投园林驿》）的喟叹。明代行边文学中屡屡出现思恋故园宁馨、追忆庙堂尊崇的情感，大半是行边者被眼前陌生荒凉的景象刺激而产生。难以适应的心理落差成为明代行边文人的一种突出情绪，使创作蒙上了消沉的调子。而另一类行边者的心态恰好相反，因身负国家使命而显得更为积极进取。唐龙总制三边时期，由“飞峡凌天际，骄胡在目中”（《登红石峡次东瀛韵》）之景激发了建功豪情，写出“横矛倚长柱，臂断左贤王”（《榆阳桥》）、“能作三军气，当为万里城”（《发榆演武场》）等慷慨诗句。在考察延绥备兵情况后，他提出屯田足食是取胜关键，满怀信心地称“问我安边计，储粮第一筹”（《龙州城》）。就整体而言，无论是荒漠中的艰苦行旅还是气吞万里的移营拔寨，相关描摹的出现均是由边镇场域直接赋予创作者的。

如果说第一类“触发”来自作者行旅途中印象式的“惊鸿一瞥”，第二类“触发”则源于作者较长时间的居留而对边镇环境所产生的、更为深入细致的生活体验。晚明诗僧释昙英从北京行至榆林卫，在当地居留数年。其《昙英集》卷一中存有数十首居边诗，对明代榆林卫的独特气候与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记述。无论是“六月仍披褐，方知朔地凉”（《休夏五律十首》其一）的气候特征，还是“乡俗皆操刃，衣裳半着裘”（《榆林》）的边镇风貌，都被这位僧人写入诗中。不仅如此，他还在诗中叙写自己每日耕田种地、参禅打坐、待客访友等日常活动，乃至涤器熨衣、煎茶做饭等具体生活片段。与短期任职的官员相比，在边镇长期居住者的观察视角就显得更为从容不迫、细腻生动。

寄赠与题作：人事往来对酬答作品的促生

寄赠与题作并不要求作者亲身赴边，这意味着此类诗文的创作地点与边镇不是必然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事酬答取代了边镇场域，占据了触发创作的主导位置，成为促生寄赠、题作等涉边作品产生的直接因素，而“边镇”则退居为作品中的点缀性元素。

语涉边镇的寄赠作品就用途与内容又可分为“寄”与“送”两类。前者包括寄往边地的诗歌和书信，后者则包括用以饯行的送诗送序。但无论是遥寄还是饯行，一般涉及以下内容：叙述所赠对象赴边的缘由，对所赠对象品德才能的赞美，对边陲景象的遐思，对所赠对象建功的期许。

万历十八年（1590年），郑雒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府、大同、山西边务。王庭譔作《送郑少保经略西边》诗，开篇叙述西北边警频报，交代作诗缘起，继而称颂郑雒老成持重，能使“单于罗拜汉衣冠”。最后提醒郑雒牢记使命，“行矣慎为百年计，无使至尊空自忧。”与此相类，边贡在《送金中丞赴延绥》诗中，以“长城一身是，讵数霍嫖姚”来称颂赴边者的才干和此行将取得的功绩，明确表达出对所赠对象建功立业的企盼。

相较而言，送序则少于铺排夸饰，而详于记述分析。唐锦《赠都宪刘公巡抚延绥序》载：“戊辰秋九月，延绥缺抚臣，天子进方伯刘公为中丞，俾持节往殿之。再逾月，玺书即藩署，申谕焉。公谓延绥重镇，巡抚重寄也，不可以缓，即日整装就道。”其后，唐锦记录了江浒之别的场景、友人的临别叮嘱，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希望对方此行既不专事抚绥，亦不专事剌举，应当“会而通之，张弛不倚”。行文有条不紊，说理细致妥帖。

与送友人赴边相类，遥寄给边镇人物的作品内容亦包括对所赠对象的褒扬，对军威整肃、边塞靖定、君主策勋等情景的想象。而一旦传来友人立功边陲的捷报，则会极大地激发作者的热情，直接促使寄赠作品产生。嘉靖十年（1531年），唐龙总治三边，此后屡有斩获。田汝成闻捷报作《闻延绥捷至寄奉唐相公二首》诗表述其功：“开府雄三略，元戎控八区。不须纡庙律，方叔拥皇图。”屠应埈亦作《夏日延绥捷至奉寄总制唐相公三首》，对唐龙坐镇边塞的威仪进行了想象：“戈剑明朝日，旌旗拂夜霜。中兴汉业盛，麟阁有辉光。”

除寄赠外，为边镇建筑名胜题作也是因人事往来促生的重要创作活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马理作《榆林巡抚察院堂铭》，称述延绥巡抚张子立招抚流民的安边善政。由于前官暴虐，边民遁逃，逐渐成为聚啸势力。张子立赴任后，通过教化招抚，增强了边民凝聚力：“我境既安，我众戴德。君子尽心，小人尽力。彼虏匪茹，鼠窃是组。薄言御之，执讯获丑。余丑喙息，我师凯还。露布献俘，喜动帝颜。”记述娓娓，可补史阙。类似题作还有张四维《延绥镇修边记》、刘珝《新建榆林卫庙学记》、马汝骥《榆林道题名记》等。作者可能亲身行边，在实地为建筑名胜题作，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必远赴边镇，只需差遣仆役往还，借助间接描述与想象即可完成。

想象与议论：时局忧患对特殊书写的推动

对边镇产生想象与议论的明人往往远离边镇，甚至终身未尝赴边。空间的阻隔并没有阻挡明人对边镇的好奇，因阻隔形成的陌生感反而激发出他们各种瑰丽的遐思与揣测，而一些重大边事的发生则促使这种想象集中爆发。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西巡。此后两年间屡次出关，历次宣府、大同、榆林、绥德、太原。君臣暌违，内外否隔，朝野议论纷纷。王韦《圣驾传闻幸榆林》诗、许成名《雪夜冬至节时驾幸榆林未还》诗、薛蕙《雪》诗均述及此事。这类作品中对边镇的描述大都出自主观想象。

而当边警频现局势转急时，浪漫瑰丽的想象就被严肃峻切的议论所替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王庭譔北还京师。入京后不久，在《答赵宁宇中丞》信中，他对时任陕西巡抚的赵可怀吐露了自己的担忧：“今之兵果练邪？积果厚邪？其威已单，而其锐不可挫邪？徒令三军之士力疲于修筑，虏乃长驱如坦途。财竭于供输，而虏乃坐食如外府。”但实际上这种议论也无法全然客观，由于创作者未尝亲身赴边，对边镇形势的分析仍带有许多想象色彩。王庭譔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坦言“书生不学军旅，只以忧切枌榆、事关庙社，辄敢矢口浪谈若此。然亦恃营平，持老成之虑，富方略之才，而后敢效一得之愚耳”。可见这种侃侃而谈尽管凝结了作者的极大诚意，但其笔下所涉及的西北边镇却不一定与现实完全对等，与前述“瑰丽的遐思与揣测”一样，属于作者在脑海中对现实场域的二次构建。

上述三种联结方式如同三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以作者与西北边镇接触程度的不同依次向外扩展。最内圈是“路过与居留”，表现为边镇对创作的直接触发。其次是“寄赠与题作”，表现为人事往来对酬答作品的促生。最外圈是“想象与议论”，表现为时局忧患对特殊书写的推动。明代文学中行边赴塞、备战演武等具体情景则在这三种联结下产生，并由此构成明代文学中西北边镇的主要风貌。由于创作者未必亲身赴边，其笔下情景带有一定的想象成分，而亲身赴边者对当地的表述则糅杂了较多个人体验与主观情感，使明代文学中所构建的西北边镇场域并不完全与现实对等。

（作者：高璐，系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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